“文革”爆发后，全国形势逐渐走向混乱。1967年2月8日，武汉激进派在《长江日报》上发表《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形势的声明》，公开反党反军。2月18日，武汉军区发表《严正声明》驳斥激进派的声明。
当时，武汉地区群众分为两大派，拥护武汉军区《严正声明》组织，于5月16日成立了号称拥有120万人的“百万雄狮”。“百万雄狮”在一系列问题上与激进派发生冲突，焦点是“百万雄狮”拥护军队，而激进派要揪出“武老谭”（即武汉的谭震林），两派矛盾日益加深。“百万雄狮”人多势众，又有军区支持；激进派人数虽少，却有中央文革的支持。早在7月20日前，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各级党政机关就已瘫痪，大批领导干部被戴高帽，挂黑牌，游街示众，学校停课，工厂停工，武汉军区机关也常受冲击。这是因为，1967年3月以后，林彪多次对吴法宪等人说，“要把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，都揪出来烧掉”。故吴法宪多次给武汉军区空军刘丰等人打电话，要他们不要听大军区的。4月6日，江青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说：“成都，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，可以冲一冲嘛！”武汉激进派当即提出“打倒陈再道，解放全中原”的口号，公开绑架批斗军区政委钟汉华，谩骂、围攻和殴打执行“三支两军”任务的指战员，激起武汉军民的愤慨。令“百万雄狮”不满的是，支持他们的武汉军区领导人被认为犯了“路线错误”，这样他们就成了“保守派”，而当时“保守派”被视同反动派，他们岂能接受。
7月14日，谢富治、王力以“中央代表团”的名义从四川到达武汉，他们违反周总理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，四处活动，支一派压一派，挑动群众斗群众，加剧了两派组织对立情绪，也引起了“百万雄狮”和支持他们的军队的极大反感，7月19日，声讨王力的大字报，大标语贴满武汉街头。同日，武汉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，由谢富治、王力出面讲话。王力公开说：“看来，你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，我只好像给小学生上课一样，从一年级第一课讲起。”王力的话，激怒了在场许干部，大家纷纷怒目而视。
当夜，“百万雄狮”一部分人上街游行，以示抗议；另一部分人涌人军区大院，质问军区：王力为什把“百万雄狮”打成“保守组织”？又凭什么把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“革命左派”？20日7时许，“百万雄狮”代表二百多人和一些战士到武汉东湖宾馆，要王力到军区大院回答问题。见王力赖着不走，便将王力抓出塞进汽车，拉到军区大院四号楼，要他回答问题。下午，“百万雄狮”出动数万人，头戴安全帽，手执长矛，上街游行。武汉军区、湖北省军区、武汉市人武部和省军区独立师近千人参加了示威游行。独立师几百名士兵全副武装一起行动，武汉三镇到处是反对谢富治、王力的口号声。7月21日，武汉大街上出现“毛主席受了蒙蔽”，“打倒谢富治！”“打倒王力，打倒戚本禹！”“打倒张春桥！”“江青靠边站！”“谢富治从武汉滚出去！”的大字报和标语。
在“7·20事件”中无能为力的陈再道，此时一下子被狂澜卷到最前沿，他走不脱，又躲不开，更令他不安的是独立师的官兵端着枪上了大街。部队支持“保守派”，反对中央文革，这岂不是让人抓住把柄了吗？
这就是当年震惊全国的陈再道搞“兵变”的由来。
其实，武汉“7·20事件”是由于谢富治、王力支一派压一派引起的，然而当谢富治、王力飞回北京时，林彪、江青等人却组织数万人，到西郊机场欢迎所谓的“英雄”。当天晚上，林彪亲自主持会议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体参加，听取了谢富治的所谓汇报。林彪根据谢富治的汇报决定把“7·20事件”定为“反革命暴乱”，对其处理分为两步走，第一步以中央名义调陈再道、钟汉华来京，看陈、钟敢不敢来，如果不敢来，就证明陈、钟有问题；第二步起草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，开一个百万人欢迎大会，并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。中央文革随即向各地发出“紧急通知”，要求各地搞“三军联合行动”的武装游行，声讨“7·20事件”。从此，开始了一场全国规模的舆论大围剿，为“揪军内一小撮”拉开了序幕。其实，“揪军内一小撮”是林彪、江青等人蓄谋已久的行动，早在1967年1月，即上海“一月暴乱”前夕，关锋、王力等人就写出了“揪军内一小撮”的报告，林彪看了报告，挥笔批上“完全同意”四个字，并指使儿子林立果写出“揪军内一小撮”的文章，进一步为乱军夺权制造舆论。
至此，陈再道、钟汉华在劫难逃。
7月23日凌晨三点，陈再道接到中央文革发来的电报，要他和钟立即赴京“开会”。7月24日凌晨，陈再道等人飞到北京，汽车将他们接到京西宾馆，安排在第九层居住。陈到京之前，周恩来为保护陈再道等人，提前做了许多工作，嘱咐宾馆工作人员，要遵守纪律，注意保密，并增派了警卫部队。可林彪、江青另搞一套，在陈到京的当晚就组织了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，声称要“找陈再道辩论”。北京军区司令员傅崇碧见情况紧急，立即派人把陈再道等人叫出房间，藏进电梯，尔后将电梯停在两层之间。周恩来担心陈等人被抓走，就叫傅崇碧把造反派弄走。傅回说：造反派不听我的，我没办法，看谢富治有没有办法吧？于是，周恩来又找谢，要他动员造反派撤出京西宾馆，保证陈再道等人的安全。周恩来找到谢富治，正好找到系铃人，谢一出面，造反派很快就撤了！可这伙造反派刚撤出，“三军造反派”很快又包围了京西宾馆，其速度如同部队换岗一样，原来这是林彪叶群通过吴法宪等人布置的，叶群对吴说：“插红旗，占位子，静坐游行示威，连续搞它个几天！”
当晚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始执行林彪的第二步，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对“7·20事件”的宣传口径，并决定7月25日下午召开百万人大会，欢迎谢富治、王力“胜利回京”。第二天，林彪亲自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大会，以壮声势。7月26日下午，陈再道等人接到书面通知：下午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，讨论中央给武汉军区常委复电。陈见通知上居然称他为“同志”，甚觉蹊跷，因为他到京虽两天，但已嗅到林彪、江青等人非要将他打倒不可，为何又称同志了呢？原来在通知下面，还有中央复电全文，上面有毛泽东批语，毛泽东在陈再道名字后面加了“同志”二字，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这两字，林彪等人整死陈再道易如反掌。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召开，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文革成员、各总部、军种、兵种负责人以及各大军区、省军区在京负责人，整个会议室坐得满满的。
陈再道一进会议室就感到会议气氛不对。事实上，名义上是讨论问题，实则摆出斗争陈再道的架势。从会议座位安排就可以看出：武汉军区的座位分成三排，面向会场，斜向主席台，陈再道、钟汉华、牛怀龙、葵炳臣、巴方廷5人被指定在第一排。果然，陈再道等人一来到座位，就被勒令站着，像接受审判一样。会议一开始，谢富治为定调子开了头炮，他声言：“7·20事件”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、公检法、人武部和“百万雄狮”搞的“反革命叛乱”，矛头是对准毛主席、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。谢的话音未落，吴法宪便急不可待的发箭，并一箭双雕。原来这天早晨四点钟，叶群打电话命吴法宪在发言时，一定要涉及徐向前，让徐向前对“7·20事件”表态，把揪徐向前的旗帜抢到手。有了叶群的点拨，吴法宪一上来就气势汹汹，说：“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。镇压革命、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。“是刘邓的打手！”又说：“陈再道同贺龙、陶铸、刘志坚都有密切关系，是中国的苏哈托，是现代的张国焘，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，是解放军的败类，蒋介石办不到的事情，陈再道办到了！”就差没说应该将陈再道枪毙！在场的周恩来实在听不下去，曾三次打断他的发言，让他讲主要问题。然而，吴法宪仍然信口雌黄，满嘴胡勒，骂过陈再道，又向徐向前攻击，气得徐向前当即退出会场。吴法宪此时像一条疯狗，乱扑乱咬，竟然穷凶极恶地窜到陈再道面前，打了陈再道一耳光。在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上扇耳光，这在中央最高层领导会议上是绝无仅有的。在场的陈毅、谭震林等人愤然离开会场。陈再道挨了打，仍据理申辩：如果我搞兵变总不能没几个人吧，总不能不开个会吧，说我搞“兵变”可以找人对证嘛！
不等他讲完，吴法宪带着刘丰等人恶狼似地冲过来，先撕陈的帽徽、领章，接着又是一阵拳打脚踢。周恩来当即制止吴的行动，而江青却在背后表扬吴是造反派，有造反精神！
这时，陈再道见康生坐在那里不动声色，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，心想：康生年岁大，又是中央重要成员，如果他能说句公道话，也许会好一些，于是他向康生求救：“康老，康老！我是放牛娃，快60岁人了，我革命40年……”万没想到，康生立刻拉起长脸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人可以变，你陈再道不要摆老资格，不要以为毛主席叫你同志，你就不是反革命了。30年前，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，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，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！”他这一说倒将陈再道置于死地，陈再道成了叛党分子，毛泽东称陈再道“同志”的意思，也随着康生的解释完全变了样儿。
本来，按照毛泽东的批语，根本用不着开会进行讨论，而林彪、江青的目的，就是要进行一次政治测验，看一看在党内、军内还有谁敢反对他们推行的路线，如果有谁胆敢站出来反对，就让他和陈再道下场一样。吴法宪深知其意，便充当了林彪、江青的急先锋，以争取林彪的信任和重用。
